建始丝弦锣鼓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建始县千年古县的文化渊源，建始丝弦锣鼓的传承与弘扬对于推进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对于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康养金地和美建始”目标，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始丝弦锣鼓是流传于建始县清江北岸的一种文艺流派，是建始民间器乐文化精髓和地域民族文化内涵的代表，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传统音乐类项目。建始丝弦锣鼓的宝贵价值体现在它的历史性、融合性、社会性、民俗性和艺术性等方面。
历史性。建始丝弦锣鼓是在薅草锣鼓的基础上，通过民间艺人一直在改进和完善，不断吸收民间音调和外来戏曲音乐的营养而发展形成的，距今约一百六十年，具有典型的历史性。薅草锣鼓和耍锣鼓都是本地锣鼓，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王圻的《三才图会》和乾隆丁卯科举人范述之的诗《元夜》均有记载。可见，薅草锣鼓和耍锣鼓历史久远。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记载，明末至清初一段时期内，二黄和西皮两种声腔流入了恩施，形成了在恩施地区影响最大的南剧，梆子、二黄、西皮流入建始之后，立即被锣鼓艺人纳入。
《恩施南剧调查访问记录》（内部资料）中有关于丝弦锣鼓和艺人尹明舟的谈话记载，可以据此推断出丝弦锣鼓在建始民间兴起之时最迟距今也有160多年，这应该也是建始丝弦锣鼓定型的时间。
融合性。建始丝弦锣鼓的融合性是由建始所处的特有地理环境和人文渊源所决定的。一是建始地处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余脉，是中原地区向西南地区的过渡地带，自古就是巴蜀出入江汉平原的咽喉，因此也是汉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交融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丰富多样和独具特色。二是建始县最早建县时间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周边汉族逐步向建始迁徙，历经了三次大的迁徙高潮，建始本土人在政治上受外来汉族官吏、军队的统治与控制，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交融。历史的人文因素使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融合。三是以本地的薅草锣鼓和耍锣鼓为基础，从散见于各地的“干牌子”即纯锣鼓牌子，开始吸收曲牌体的音乐，到梆子、二黄、西皮三种声腔（又称三条路）流入建始，不断吸收外来音乐营养，通过民间艺人合理的改造和有机的结合，便形成如今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丝弦锣鼓。所以说，建始丝弦锣鼓是建始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产物。
社会性。建始丝弦锣鼓这一艺术品种产生于民间，植根在民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群众喜闻乐见并广泛传播。它不单单是一种音乐艺术，更是音乐化了的社会观念、民间习俗、文化传承、精神生活的缩影。一是建始丝弦锣鼓的产生及其发展是由建始的民间艺人在广泛的民俗活动中发现、创造、传承的，建始丝弦锣鼓融入了本地的思想情感、民族情结，并在长期的演奏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乐队编制、演奏风格以及演出形式；二是建始丝弦锣鼓有清晰的传承方式和完整的传承谱系。建始丝弦锣鼓传统的传授方法同其他口传艺术一样，师徒以口传心授为主，有“烤转转火”“搂渣滓”“门内师”“跟师”“参师”等传承方式，目前已经有八九代传承人；三是建始丝弦锣鼓以长梁镇、业州镇为辐射中心，基本上在建始全境能听到丝弦锣鼓的声音，看得到丝弦锣鼓艺人的身影。不仅如此，还传播到邻省、邻县。
民俗性。建始丝弦锣鼓产生及发展是以广泛的民俗活动为载体的。因为独特的演出形式，其乐队配置可大可小，小到5人的基本配置，大到几十人的锣鼓喧天。既可登大雅之堂，又可进入千家万户；既可坐着表演，又可在行进中演出。它既是表演艺术，又可以和红白喜事浑然一体，成为红白喜事活动主体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建始丝弦锣鼓大范围的使用在福寿、生子、婚丧、嫁娶、造宅、祝寿、开业庆祝等民间民俗活动，而在不同民俗活动中，又有不一样的使用礼仪和禁忌。
艺术性。一是曲牌丰富。建始丝弦锣鼓已收集整理出198个曲牌，共分四种不一样，即纯锣鼓牌子、吹打乐曲牌、唢呐曲牌（俗称堂牌子）和唢呐吹戏四类。艺人们把前三种统称为锣鼓，第四种称为丝弦。在艺人们的实际操作中，前三类曲牌可随意编排联辍，而唢呐吹戏则是单独运用。二是器乐均为民间器乐。其主要器乐为鼓（大、小堂鼓）、唢呐、锣（大锣、马锣、勾锣）、钹、钗、云板，以及京胡、京二胡、笙、竹笛、月琴、胡琴等丝竹器乐，不同的曲牌，有不同的器乐配置，且各种器乐之间在演奏中又有不一样的配合击打。三是演奏风格特别。在建始丝弦锣鼓乐队中，鼓是指挥，司鼓称为坐统子。优秀的司鼓者可以即兴编出结构符合常理、曲牌连接自然、跌宕起伏、表现力异常丰富的锣鼓乐段来。乐队基本配置俗称“五件头”，演奏曲牌必须根据演奏场景、礼仪禁忌由司鼓者予以取舍定夺，乐队人员配置可多可少，根据演奏曲牌、演奏场景自行调整。
